五六十年代，我们小的时候，说起德国，总是和法西斯连在一起；后来文革结束，考上大学，德国对于我们，就有了歌德、海涅、康德、黑格尔、贝多芬、巴赫的熠熠光辉；到了八九十年代，做工业经济报道，德国制造成了完美的化身；进入新世纪，特别是中国制造有了前一个10年的快速崛起，再看德国，便有了底气和观察的其它角度。
德国是一个极品国家。她对人类社会有着非同寻常的贡献，也曾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。其实就民族性来说，中德两国人，有着许多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的特质。
比如说勤劳。德国的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曾说：“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，我今天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”，很有德国人的埋头苦干、不肯苟且的范儿。中国人更勤劳，与徐工团队在德仅四天，工作日程满满的，有的同志想在附近超市买点纪念品，一打听关门早，开门晚，根本来不及去采购。有人打趣说：正是咱们上班比人家早，下班比人家晚，才是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买企业。
又如节俭。德国人省钱是有名的，有个笑话：当在路上拾到一欧元时，法国人买了一支玫瑰花送给情人，意大利人买了一块巧克力自己享受，只有德国人赶忙把这一欧元存到银行里去。努力挣钱，不停地储蓄，喜欢实实在在地拥有金钱，连德国人都说：“我们很像中国人。但有些中国人还是有赌性，国外的卡西诺里总有中国人，而国内的股民一次次被剪羊毛，却愿赌服输。
还有许多不同之处。德国人守纪律，服从命令。在企业里，一切按规章办事，一板一眼，不足之处是缺少灵活性和主动性。他们的厨房里，摆着整整齐齐的量杯、天平、温度计、及各种专用器具，像极了理化实验室，而中国烹饪以盐少许、调料若干，名冠全球。所以我们的企业多年来向德国学习质量管理，学习卓越制造，学习核心技术。
其实最深刻的不同，在于两个国家民族所经历的过去和身处的现实之不同。说起来，德意志民族文化史比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要短许多，当庄子写下“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”的至理名言时，德意志民族还没有形成。即便如此，日耳曼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，其部落形成也有两千多年了；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，德国也就是140年的历史，所以被称为一个“迟到的民族国家”。然而上世纪前半叶，一旦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，德国却走向了极端。中国相对有自己的道路与历史，中华民族的心态也更从容大气，虽屡遭磨难，几番风雨飘摇，依然坚韧平实。
这个话题太虚，再扯下去就该钻象牙塔了，还是从眼前的实例说吧。当德国时间7月6日下午18点，徐工收购施维英51％股权，交割仪式在北威州赫恩市举行，那是一所令人记忆深刻的会场，由一个百年前的老厂房改造而来。让人更加难忘的是签字时刻，站在老施维英先生身后的是施维英夫人和子女，那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，虽然是血缘关系，又有资本纽带。而站在王民董事长身后的是徐州市市长朱民及市里相关部门领导，这是两家体制背景完全不同的企业。
施维英家族每个人都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，说起78年的历史，就会谈到他们的父亲或者爷爷老施维英，没有别人，无论创业还是受益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。而王民及徐工的高管团队却不是，他们是上级任命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者，不拥有徐工的股权，尽管他们在这个国企里工作了几十年，甚至一辈子；尽管王民作为企业掌门人带领徐工，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业绩；尽管他们曾为这个企业的兴衰存亡殚精竭虑风雨相伴……但是他们确实与施维英家族之于施维英截然不同。
我们对在充分市场化领域中生存发展的中国国企，充满敬意；对在国际市场上谋求更大更强的中国企业，深表钦佩。
中国徐工的资金注入到德国最好的混凝土设备企业的股权中，用媒体习惯的措辞，叫做入主或控股。德方好像不很接受，他们称之为“战略合作”。施维英的机械产品，曾在西德战后重建中活跃于建筑装备领域，德国人对这个品牌很有感情，所以他们希望低调处理这件事。
徐工方面很好地照顾到对方的情感，宣传上尽量低调，这些算不上原则问题。重要的是，下一步如何走好，怎样取长补短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。在国内外市场消退，不确定因素干扰，工程机械行业面对空前困局的情况下，徐工集团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，走向既定目标，所表现出来真正的勇气和胆魄，确是中国企业的气度。
